我的玲子老师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出生的我，九岁才被老师“请”进学校，与现在的孩子相比迟了好几年，也许有人要问，怎么那么大了才上学呢，当然不是生理﹑心理有什么毛病，而是因为那时家里孩子多，生活贫困，家长也并不重视上学识字的事，只是千方百计地想摘掉贫穷的帽子，为了让手头宽裕一点，每家都养了鸡﹑鸭﹑鹅等，让孩子晚点上学是可以腾出时间去割草、剜菜、喂养这些家畜，以换取微薄的油盐钱，所以那时的孩子大都上学比较晚。

要知道，那时的我们个个可都是疯惯了的“野小子”，上学了，一下子被关进“笼子”里，要想震住这些“小子”们，可不是一般的功夫呢。很幸运，我们遇到了张亚玲——我的启蒙老师。人称“玲子”，其实张老师也是近四十的人了，“玲子老师”此名缘于——有一天我们几个顽皮的小学生（印象中好像才一年级吧）在办公室外喊“张老师，张老师……”一听就知道我们没什么事闹着玩的，她也正忙于工作没有时间搭理，几遍以后，不知哪个小萝卜头喊了一声“玲子老师”，于是，一群孩子就这样不知天高地厚地“哈哈哈……玲子、玲子”地喊将起来，老师们也忍俊不禁。“玲子老师”就这样叫开了。另外，但凡有才学的“大家”，人们都喜欢在其姓氏后加个“子”，以示尊称，比如孔子、孟子、庄子等，于是我们的嬉称也就名副其实了。因为后来我们发现玲子老师确实有才，吹拉弹唱，写写画画，样样拿得起。她不仅带我们的语文兼班主任，连体育、音乐、美术都教得很棒。

那时，农村学校的条件非常有限，上课用的器材以及场地都奇缺，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上体育课的快乐，没有现成的体育器材，玲子老师就带领我们因地制宜，自己动手操作，比如扎毽子、刻陀螺、弯铁环、做球拍（其实就是一块木板削成乒乓球拍的模型）。即使是这些自制的土家伙，我们照样能玩出刺激和快乐；没有像样的跑道，她就带领我们到广袤的大自然去撒欢、奔跑。

她上语文课也与众不同，常常让我们即兴表演，课堂上笑声不绝。她的课堂没有严格的师生界限，讲的课妙趣横生，一堂课下来，个个精神抖擞。用现在的时髦话语：她有着前卫的思想，课堂不是教师的一言堂，而是师生的“群言堂”，教师是学生的引导着、参与者、合作者。印象最深的是她每提一个问题时，喊学生回答，都有带上一个修饰语“我的语文课代表”、“我的小助手”、“我的漂亮的大眼睛”……交情好像很铁。她不端架子，不耍威风，给学生自由，给学生尊重。学习成了乐事，师生成了朋友。

课间十分钟，她与我们打成一片，一起跳绳﹑踢毽子﹑打乒乓球；一起吃着我们自家产的山芋片﹑山核桃等；一块玩“石头剪子布”；一块喊“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有时她赢了，会跟我们一样高兴得手舞足蹈;有时她输了，我们罚她唱歌说笑话，她也遵命，随口一唱，便赢得了我们的掌声。有一次，玲子还扒在操场草地上，撅着屁股让我们练习“跳鞍马”，这成了那时崇尚师道尊严、坚信师生有别的校园里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且分外惹眼。也因此引起同行们的多次非议，但她依然我行我素，乐此不疲，她就是这样和一群孩子摸爬滚打在一起，我们更把她当作朋友看待了，没有了紧张﹑害怕和拘谨，有的是那一份轻松﹑自然与幸福。她还经常和我们一起闲聊，天南地北，无所不谈。

在那个狠抓成绩追求质量，视课外书为洪水猛兽的年代里，我们有幸遇到玲子老师。她理解我们，甚至还鼓励我们多看课外书，开阔自己的视野。但是如果不注意场合，在上课时偷看课外书，她也会佯装发怒，气势汹汹地没收上去，拿到办公室一睹为快，而后才是一番声情并茂地谆谆教诲。回想自己现在的一点点文学功底，全都是那时给累积起来的。

行笔于此，一份久违的眷恋浮过心头。这就是我难忘的玲子老师。现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小时候，却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有一天也能走上三尺讲台，见证无数的童年故事，激荡孩子的纯真心灵。于是，我也力争做到：晨曦中，带着积极的心态走进教室，悠然地处理班级事务，享受那一份难得的默契；艳阳中，带着乐观的心态步入操场怡然地和孩子们嬉欢，书写那一份飞扬的活力；暮色中，带着百分的骄傲与满足，将生命的七彩光波高高挂起，再一次谱写那一份华丽的乐章。    虽然时隔二十年了，我无法实现“常回校看看”，但相信我，会用心、用情铭刻着老师的美好与温馨，并以玲子老师为榜样时刻激励自己，教育我的学生，直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