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者：郑皓兰 发布时间：2016-12-28 浏览数( 0)
作曲家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创作道路呢?我想,这应该是国内外近年来的时代潮流与中国作曲家群体的文化觉醒所致。
一方面,是国外时代潮流的影响。虽然欧美作曲家尚在积极地追求现代音乐的技术创新,主张走小众艺术,而另一些作曲家已经开始走向回归,极力迎合大众的艺术品味。如陆培坦言:在国外的很多作曲家,如谭盾、陈怡等,都大量使用中国的民歌作为素材,因为西方人对我们的期待是想听到黄脸孔背后的民间音乐文化。这种回归,而非意义的回归,而是属于螺旋式的上升。从某种意义上讲,国际现代音乐创作实际上已经处于多元的局面,如王宁所言:“世界是多元的,多元并存的现状是正常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永远会是这样,试图去改变则是徒劳的。”另一方面,是中国作曲家的文化觉醒。2003年,金湘等人在《“新世纪中华乐派”四人谈》提出建立新世纪中华乐派的设想。①
2006年10月在中国音乐学院举办首届新世纪中华乐派论坛正式从概念、风格、学理基础、实现途径的正反两方面深入讨论了中华乐派。2010年在天津音乐学院举办“第三届新世纪中华乐派论坛”再一次强化了中国作曲家的中华乐派主体性、自觉性、本土意识,如居其宏所言,“新世纪中华乐派”已成了“新世纪中华音乐整体走向”。中国作曲家的文化觉醒并非空穴来风,毫无依据的。
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空前发展,尤其是经济崛起鼓足了国民的文化自信心,进而唤醒了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从80年代初以来,逐年出国留学的作曲家渐渐感受到一个强大国家后盾对他们海外求学的重要性。
二、作曲家的文化背景、生活经历和母语渐渐成为影响他们个性化风格的重要因素。王西麟是典型的一位。他说“:作曲家个人经历对他的作曲风格有着重大影响,每个人的背景不一样,对于生活的感受不一样,这种感受影响了他的作品风格。”他的《喜剧的对话》(2009)通过对中国历来民众“告状”的脸谱化刻画,讽刺了封建政治现象在当前的遗留;交响组曲《太鼓秧歌》(2010)体现了他对民间音乐重要性认识的智慧。郭祖荣的《第十七交响曲》(2007)表现了作曲家对大自然的热爱,对社会进步的赞美以及对社会的忧患意识。朱世瑞也觉得“音乐要讲背景和内涵,只讲技术和手段那是很可怕的”。陈牧声认为,决定音乐风格的不是乐器和技法本身,而是作曲家。确实,作曲家的生活经历与母语对作曲家创作的深刻影响,是作曲家无法回避的,也是中国作曲家作品里中国风格的必然存在。